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——深切缅怀宿白先生

来源:国家文物局  2018-02-05 11:15:00

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

——深切缅怀宿白先生

刘玉珠 顾玉才 宋新潮 关 强 刘曙光


2018年2月1日,我国著名考古学家、历史学家、杰出的考古学教育家、新中国考古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,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、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、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宿白先生因病辞世。噩耗传出,全国文博行业和文物考古学界同仁无不悲痛思念。

宿白先生1922年生于辽宁沈阳。1948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肄业,任职于该所考古学研究室,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员。期间,他聆听了冯承钧、容庚、汤用彤等多位名家授课,博采众长,为以后学术发轫奠定了深厚功底。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设考古教研室,宿白先生担任副主任,协助苏秉琦先生处理日常事务,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主要创办人之一。他负责中国历史时期考古课程的教学与田野实践,1978年任教授,1981年任第一批博士生导师。1983年北京大学成立我国高校首家考古学系,宿白先生任系主任。1984年,宿白先生被推荐为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;1986年,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历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。宿白先生曾担任中国考古学会第四、五、六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,2016年被授予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。从上世纪40年代进入北京大学史学门,先生就将一生献给了让他矢志不渝的文物考古事业。

宿白先生学术成就卓越,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开创者、集大成者和一代学术巨擘。他笃信田野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生命力所在,曾参加文化部组织的雁北文物勘察团和东北考古团,开展了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文物调查工作。他主持或参与了河南禹县白沙水库墓群、河北邯郸涧沟、河南洛阳王湾等遗址发掘,提倡“小处着手、大处着眼”的治学方法,强调将考古遗迹遗物与文献史料相结合,放眼于中国历史发展与社会变革的大方向。他以一己之力,拓展了历史时期考古的诸多领域,举凡城市、墓葬、手工业、宗教遗存、古代建筑、版本目录、中外文化交流等,先生均有开创之功,后学得以循径拾阶而入。

宿白先生系统分析了秦汉以后中国古代城市的形制、布局和等级,揭示出中国古代城市有别于西方城市的特质和发展规律,并将考古学方法应用于历史时期墓葬研究,确立了考古研究的新范式。他创建了陶瓷考古教学和科研体系;最早将古代建筑纳入考古学的研究视野,将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以来积累的古建筑研究成果引入历史考古学;他在古籍版本目录研究中采用考古学方法,为中国古籍版本目录学研究领域做出卓越贡献。宿白先生以渊博的学识和宏阔的视野,洞察中外文化互动的历史背景和动因,堪称博古通今,学贯中西。

宿白先生在佛教考古学、石窟寺考古、藏传佛教考古领域倾力尤多。他亲自带领学生赴响堂山石窟、敦煌石窟、龙门石窟、克孜尔石窟、须弥山石窟和云冈石窟等开展考古测绘、调查,几次涉险。但是,田野中的种种困难与危险从未阻断先生的脚步,耄耋之年仍带领学生实习,堪称师之楷模、德之表率。他广泛吸收国外研究成果和流散海外的考古资料,建立了中国佛教石窟寺研究的时空框架。在与日本学者关于云冈石窟分期长达近40年的激辩中,先生以严谨的文献研究和充分的考古论据相佐证,缜密得出新的分期论,最终赢得了对方学者的认可和尊重,开创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新纪元。

宿白先生一生勤于著述,慎于刊布。《白沙宋墓》、《中国石窟寺研究》、《藏传佛教寺院考古》、《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》、《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》等均是发凡创制的鸿篇巨著,为学界奉为圭臬。其中《白沙宋墓》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考古报告之一,《藏传佛教寺院考古》堪称西藏历史考古的奠基之作。他的研究成果使中国考古学体系健全完善,让中国考古学汇聚成奔腾向前的涛涛巨流。

宿白先生是新中国考古人才的重要培育者,是中国文物考古界“永远的老师”。1952年至1955年,文化部、中国科学院、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4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,宿白先生作为教学管理主要负责人,付出了巨大心血。训练班共培训了300余名专业人员,迅速充实了基层工作力量,很多人成为中国文物考古事业的中流砥柱。作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主要掌舵人,宿白先生领导创设了完整的中国考古学教学课程体系,使专业教育走上正轨。他亲自主讲的多门核心课程为其他院校借鉴,深刻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科的整体发展。他主持了国家文物局首届“全国石窟寺考古专修班”,促使石窟寺考古成为我国考古和文物保护的重要领域;他还曾担任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客座教授、美国东方学会会员,在国际考古界享有崇高声望。

宿白先生非常关注文物保护事业。1951年,宿白先生参加文化部工作组对敦煌石窟开展系统考古调查,拉开了敦煌石窟60多年科学考古和保护的序幕。他先后两次深入西藏腹地,以目测步量详细考察、记录藏传佛教寺院情况,留下大量珍贵资料。面对西部大开发中的文物保护问题,他撰文大声疾呼加强新疆石窟寺保护工作。米寿之年,他仍为西藏芒康盐井保护问题致函国家文物局,提出保护建议,让千年盐田的壮美景观得以延续。宿白先生多次参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评选工作,始终强调科学性和学术研究意义的重要性。此外,宿白先生对考古队伍建设、积压考古报告整理出版、大遗址考古、边疆考古、三峡和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、高句丽考古和申遗、良渚申遗、北京云居寺石经保护等工作提出真知灼见;他与几位老专家积极推动设立的“文化遗产日”,已经成为我国文化遗产宣传普及的重要窗口。

宿白先生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工作委员会陈列组组长,积极筹备“文革”时期的出国文物展,推动中国文物走出去。他关心流散文物抢救保护工作,为云冈石窟、龙门石窟流失佛雕等珍贵文物回归、北朝石围屏征集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、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专家,宿白先生十分关心城市重要历史遗迹的保护工作,先后为景德镇御窑厂遗址、北魏大同平城、麟游九成宫遗址、南越国宫署遗址、西夏陵、赣州老城等城市遗产保护,以及长沙走马楼竹简等珍贵出土文物保护工作建言献策,他积极推进北京老城区历史风貌和格局保护、故宫保护和筒子河整治工作,努力解决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的矛盾冲突。

宿白先生一生潜心治学、淡泊名利、谦虚做人,恪守着作为学者与教师的责任、品行,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。他七十多岁仍站在讲台上授课,八十多岁仍笔耕不辍,生前将毕生所藏1万余册珍贵书籍和资料捐出,惠及学子。先生的高贵品质照耀和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,也感染着所有的文物考古工作者。

宿白先生和我们永别了,我们从此失去一位引领学术发展的鸿儒,一位令人无比尊敬与爱戴的良师,这是我国文物考古界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。先生虽逝,遗风长存。我们将化悲痛为力量,化哀思为坚守,珍视和继承宿白先生留下的宝贵遗产,振奋精神,砥砺前行,投身于新时代文物考古事业,承担起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历史使命,以新的成就告慰先生、不负嘱托。

我们永远缅怀宿白先生!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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